COVID-19疫情導致世界各地開始進行管制措施，此情境凸顯了數位技能的重要，但數位性別落差的窘況仍遍見於世界各地。本文中介紹了幾位為數位平權而戰的女性，她們致力於國內女性的數位技能教育，提升國內女性使用數位技能的機會與權利。
迦納女性技術學院Soronko Academy創辦人Regina Honu表示，COVID-19疫情已改變人際溝通與互動的形式，人們開始理解數位技能的重要。疫情爆發前，僅有100至200名迦納女性願意加入學院，但疫情爆發後有超過2,000人報名。許多迦納女孩可能在就學前不曾使用電腦，在家中也可能被家族男性限制使用網路。許多女孩沒有可以視訊通話的高階手機，或難以負擔相應的網路費率，因此，Regina Honu利用 WhatsApp 和 Telegram 進行教學、與學生互動。
缺乏數位技能可能會剝奪女性在醫療保健、教育、就業及財務等領域的自主性。世界銀行數位發展部主管Botheina Guermazi認為，社會、文化、經濟等都是數位性別落差的重要因素，如土地所有權或就業性別歧視嚴重的地區，數位性別落差的現象亦更加明顯，因此，Botheina Guermazi呼籲各國（包括已開發國家）領袖開始重視此議題並提出相應政策。
根據全球移動通訊產業組織（GSMA）的統計資料，女性擁有智慧型手機的比例仍低於男性，但至少在如南亞等地區，擁有可連網手機的女性人口逐漸增加。然而，女性使用手機連網的比例仍較男性低了36%。來自印度的Nirmala Kumari在2018年首次使用手機，她現在為科技企業Gram Vaani營運的社群媒體工作，已嫻熟使用網路的她也開始協助其他印度女性使用網路。在她的家鄉，男性通常占據家中唯一的手機，然而，疫情導致的封鎖卻形成轉機，由於大家都待在家裡，女性因此得以使用智慧型手機。她的Mobile Vaani計畫提供以音訊分享為主的多媒體平臺，用戶可以打進來聽取女性議題相關的建議，也可留言分享經驗。
巴基斯坦數位權利基金會（Digital Rights Foundation）是南亞地區第一個數位權利推廣組織，基金會提供網路騷擾熱線服務，任職於此的Jannat Fazal表示，日常社會的歧視情況會反映於網路世界中。當巴基斯坦進入封鎖，他們接到的電話數量成長了5倍之多，典型案例包括女性在媒體上遭受霸凌或身分被冒充，抑或未得同意散布女性個資的黑函勒索。
由於巴基斯坦父權社會責難女性受害者的傳統，她們的求助行為可能被視為家族污點，在某些極端情況下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險。Jannat Fazal為受害婦女提供法律協助、數位安全建議及心理協助。她進一步指出，在巴基斯坦，男人可無後顧之憂的使用網路，但女性卻是戒慎恐懼、如履薄冰，因此，巴基斯坦需要培力女性，使她們在使用社群媒體平臺時能更加自信，並保護她們不易遭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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