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淑芬 副教授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
社群媒體改變了我們與他人的連結及互動模式，我們隨著個人的興趣、信仰、生活型態及意見偏好等差異，在不同的社群媒體平台中與他人互動，除了尋求社會認同外，也同時拓展我們在人際關係上的對外廣泛連結，有利於我們接觸更開放多元的群體及分享不同意見。但近年來的實證研究歸納出令人擔憂的結果，很多研究指出網路資訊流通性雖然很高，但是我們常常會選擇僅與自己有相同意見、具同樣態度價值的人進行互動。美國知名法政學者Cass Sunstein (2017)認為現代社會雖然資訊流通性較高，但我們常選擇自己所喜好的議題，並只和與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討論事務，難以聽見其他不同的聲音，使得不同的意見難以交流，產生極化現象，並不利於公民社會及民主政治的發展。社群媒體固然有利形成不同的線上社群，但個人的選擇性暴露(selective exposure)或群體內的迴聲室(或稱同溫層)效應(echo chamber)導致過度偏頗單一態度的新聞與訊息接收，不利於多元開放的民主社會發展。
許多研究結果指出社群媒體助長了社會的分化。例如，Halberstam & Knight (2014)以2012美國大選政治人物Twitter的資料分析不同政治意識型態追隨者的政治極化程度。他們發現相同政黨傾向者會追隨與自己相同政黨的政治人物，而較極端保守傾向的追隨者，在意識型態同質性及極化指數上也會明顯較高。社群媒體的使用比起其他傳統的媒體而言，顯現出較高的極化指數。Boutyline & Willer (2017)，分析Twitter上159位政治人物及33個政策團體的帳號追隨者之自我中心網絡發現，越保守及越極端的使用者會呈現較高的政治同質性。這群人會傾向與自身一致的觀點連結、盡量避免暴露於相反的觀點之中。這樣的政治同質性有利於右翼或極端主義團體的政治動員，社群媒體助長了這樣的極化趨勢。Bright(2017)分析歐盟90個不同政黨與領袖在Twitter上的討論網絡，極端立場的政黨會有較多群內互動，與其他政黨的交流比例較低，他的研究證實了迴聲室效應比較容易發生在具有極端意識形態的政黨群體當中。
黨派化新聞訊息(partisan news)的閱聽行為研究，近年來也發現「無禮行為」(incivility)與意見極化之間的關聯。對於政治新聞負面、極端、無禮的回應若是越來越普遍，所帶來的影響會是民眾對於政治信任感下降、多元開放性觀點的限縮，進而導致社會極化的現象。Hasell and Weeks (2016)針對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兩波固定樣本的問卷調查指出，黨派化新聞媒體的使用會激發閱聽人的負面情緒，進而提昇閱聽人的訊息分享與傳散。研究指出負面的、煽動性及具有爭議的內容最能引起媒體報導及使用者互動回文。偏頗的政黨政治新聞會引發使用者更極端的政治態度，支持者會更加堅信他們原本的看法，反對者則會越排拒他們所見的內容。相同政治立場的偏激言論容易引起對敵對陣營的負面情緒，助長積極傳散這些言論、強化對於敵對政黨的憤怒，進而導致群體無禮和態度的極化。而偏激的言論若是來自自身社群網絡的分享，使用者就會更容易相信訊息內容，強化意見極化的效果。
但也有的研究抱持著比較樂觀的看法，這些研究指出現實中雖然我們會傾向接收相同觀點的意見，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會特別排除與自己意見相左的訊息，或減少自己暴露於多元意見的媒體環境當中。例如，Dubois & Blank (2018)認為現今許多社群研究誇大了媒體的迴聲室效應。他們利用2,000個英國社群媒體與政治參與度的使用者資料來測量迴聲室效應的影響程度。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不同類型的媒體使用越多，就越不會有迴聲室效應。而閱聽較多的政治訊息者，他們的迴聲室效應也會越低。最重要的是，既使是對於政治議題毫無興趣的人，只要經常使用不同的媒體來接收訊息，就可降低迴聲室效應。他們批評大多數的迴聲室效應研究僅針對單一社群媒體來測量，因而忽略了現實中使用者其實經常暴露於多元媒體環境當中的影響。現實中僅有少數極端的社群媒體使用者會有封閉性的選擇性暴露現象，大多數的使用者會遊走於不同媒體和社群平台來分享與接收訊息，因而增加了暴露於不同觀點的機會。個人的選擇性暴露才是決定能否接收多元訊息意見的主要因素。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出版的「2020台灣網路報告」中指出，除了即時通訊和影音娛樂外，社群媒體的使用及新聞資訊的接收是我國民眾主要的網路活動。我國有八成以上的民眾收看網路新聞，其中尤其以25-55歲的民眾是網路新聞的主要使用者。瀏覽使用社群網站的民眾也有超過八成，年齡越輕社群媒體的使用就越普遍。顯然我們必須持續關注社群媒體的訊息傳散、內容，及其可能導致的同溫層效應等議題。另外，網路上政治新聞的閱聽，引發不同立場偏激、負面情緒性的回應所帶來的傳散效應，我們也必須正視其對於社會的影響，避免走向越來越對立、意見極化的資訊社會。
根據歐盟科學前瞻小組(Scientific Foresight Unit, 2019)針對政治競選和溝通的極化與科技使用研究報告指出，從功能面而言，社群媒體的確扮演促使民眾政治行動、政治參與和改變社會的催化劑。近年來這些數位平台也開始加強對於訊息的問責機制，著手以人工智慧及演算法進行過濾及事實查核，例如Google Perspective API偵測惡意言論、臉書強化過濾和警示機制、Twitter禁止建立多個重複張貼訊息的帳號等。但從現況而言，我們更必須防範資訊科技及社群媒體的使用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例如社群演算法有可能會帶來訊息篩選、限制多元內容、以及傳散情緒性新聞的社會對立影響。也需慎防資訊科技被拿來當做操縱政治影響的工具，例如個人化政治行銷、操弄媒體及社會輿論風向，以及傳散假新聞或不實訊息等。這個科學前瞻小組在相關的政策建議上提出，首要著重於促進社群媒體等數位平台的透明度、問責制，以及建立相關產業的普遍倫理準則。其次，加強對於數位平台的規管，包括數位選舉法(digital electoral law)需與時俱進修訂，藉以規範新的技術運用及選舉戰術；針對數位平台的演算法、人工智慧或資訊處理方法，政府部門應有審核的機制以確保這些平台能負起責任，並在倫理規範下運作；政府部門也應提昇自己的數位治理能力，強化行政部門的技術知能。另外，在資訊素養方面，除了增進民眾對於新資訊技能的知識外，提昇民眾對於假訊息徵兆的判斷、交叉比對查驗訊息等素養的養成也是當務之急。對於數位平台、社群媒體對於社會極化的影響等議題我們必須持續關注，結合產官學界合作進行研究，並讓民眾能知曉相關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Boutyline, A. and Willer, R. (2017).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Political Echo Chambers: Variation in Ideological Homophily in Online Networks,” Political Psychology 38(3):551-569.
Bright, J. (2017).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Echo Chambers on Social Media: The Role of Ideology and Extremism.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839728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839728
Dubois, E. and Blank, G. (2018). “The Echo Chamber is Oversta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litical Interest and Diverse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 (5):729-745.
Halberstam, Y., and Knight, B. (2014). “Are Social Media more Social than Media? Measuring Ideological Homophily and Segregation on Twitter,” In Conference Proceeding.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paper/Are-Social-Media-more-Social-than-Media-Measuring-Halberstam-Knight/10bb88d6cdf826d246fce4f60d947cae8037bf7b
Hasell, A., and Weeks, B. (2016). “Partisan Provocation: The Role of Partisan News Use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in Political Information Sharing in Social Media,”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4):641-661.
Scientific Foresight Unit (STOA) (2019). “Polarisation and the Use of Technology in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Communication,” Panel for the Fu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PRS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Sunstein, C. (2017) #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Princeton: New Jersey.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2020)。《2020台灣網路報告》，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